作为一个调停者的为难之处，是他在调停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是非”和“利害”之间的矛盾。他常常承认种师道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富有经验，符合常识的要求，而且思虑周密，各方面都能兼筹并顾。可是童贯却代表着一种可以左右许多人命运的势力，童贯所拥有的这种势力自从他与王黼合作以来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对于刘鞈的仕宦生活和一生奋斗的目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种师道所代表的理智和常识与童贯所代表的权势对他都发生深刻的影响。如果他选择了是非，就难免要牺牲个人利益，反之也是如此，很难找到两全的办法。因而，每当他俩发生纠葛，需要他出面求调停，有时又不允许他模棱两可，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时，他就不能不同时考虑着这两种因素而发生剧烈的内心冲突。
做一个心安理得的堂堂正正的人呢，还是做一个飞黄腾达，一帆风顺的官儿？这也是刘鞈心里常在摇摆着的问题，这个矛盾似乎也是不能调停的。
其实最妙的办法，莫过于老老实实地承认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蔡京就比他聪明得多，一语道破真相：
“既要做好人，又要做好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两者不可兼得。能做出这样的承认，事情就好办得多，只消选择其中的一个就好，比如他刘鞈无论在做官或做人这两方面都比不上蔡京聪明，却偏要掩盖这个事实，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已经找到调停的途径，认为理性和权势之间的矛盾、做人与做官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有时含含糊糊地就想把它们混过去。可是顽固的种师道偏偏又不肯含糊了事，一定要把他放在炉子中烤炙，逼得他非要在两者之间明白表态不可。
但是认为刘鞈在童贯、种师道之间真是一把公平合理、毫无偏倚的天平秤，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把天平秤的本身就是不平的，它的所谓“公平”只存在于刘鞈的主观想象中。
刘鞈是元祐②九年中的进士，经过二十八年宦海浮沉，目前已做到述古殿学士，受到朝廷重视，很有希望做到枢密使甚至拜相。他是当时官场中的一个红人，有着锦绣的前程，当然也要受到官场一般规律的约束。那种规律指南针一般清楚地指示着他们在做人和做官的选择上，只能顺从利害关系而不能坚持是非标准。既然做大官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他当然只能按照着官场的指南针行事。当他作出这种选择时，个人素养和品质能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到头来总是受到完全的排斥。可是他偏偏要在自己内心中强调它们，并且用来把自己区别于一般官僚，这实在有点自欺欺人。
现在与种师道的谈话中他不知不觉地又顺从了权势和利害关系的要求，把天平秤倒向童贯的一面。种师道的话说得太露骨，对童贯实行了人身攻击，他要不明确表态，就可能被种师道误认为他是自己一伙的人，要与他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童贯了。他不能使种师道产生这种错觉。可是在相反的情况中，童贯在亲信之间，有时在半公开的场合中，也同样对种师道实行人身攻击，攻击得更加恶毒，他刘鞈虽然号称公正，却不能常常挺身出来为种师道说几句话。他对自己承认的理由是如果让童贯感觉到他的倾向性，他就无法保持公正的、平衡的地位来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了——这就是他的所谓公正的立场。
“目前大军压河而阵，形势十分有利。”他立刻正一正容，用这种严峻的表情让种师道感到在露骨地攻击童贯一点上，他决不能成为种师道的同路人，“宣抚奉官家御笔，发踪指示，我公力任艰巨，同舟相济，大功告成已指日可待。纵使策略上小有异同，都可商量解决，我公何乃出此颓唐之言？至于要用到刘某之处，刘某何人，岂敢不为我公驱策？”
这是官话。在朋友间的密谈中，有一方面讲出官话来，其目的就是对另一方面的推心置腹的限制。种师道立刻发现自己在不应当与之推心置腹的对象面前泄露了真情，犯了错误。现在他还不能够轻率地就刘鞈到底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的问题作出最后结论，却带着这样深刻的隔阂感，跟他冷淡地分手走开。
“官场之内，势利所在，还谈得上什么道义之交、故旧之情？俺今番跑来找他说话，未免是多此一举了。”
种师道虽然不明白他自己也同样受到这条规律的约束。势利所在，在某些场合中，他种师道自己又何尝谈得到道义之交，故旧之情？但对于刘鞈的这种表示，却看得清清楚楚。
（二）
五月上旬的某一天，杨可胜又在前线接纳了一批从对方逃亡归来的汉儿。这批人人数不算多，连老带幼，外加两个手抱的娃娃，一个半身不遂，行动十分不便的老大娘，总共也只有二十四名男女。把娃娃和带病的老大娘带着一起走，说明他们是一群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回到汉家怀抱中来的逃亡者。可是他们是一群享有特权的逃亡者，他们受到辽军的护送，直到界河边上，然后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乘坐了辽方特备的船只，插上白心旗，从从容容地渡河过来。
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人物？不！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须眉雪白的老大爷，作为他们的代表发言人，口齿清楚、理路明白地叙述了他们的不寻常的逃亡经过。
他们都是住在易州地界的同村人，听到“王师”北来，早几天就结伙逃出，不幸在界河附近被一队巡逻的辽军截获。“这可糟了！”他们心里想，“在这里被辽军逮住，不是斩首，就是捆成一只棕子，往河心一丢，再也不得活命。”果然，辽军把他们一个个捆起来，推推搡搡地威吓着要斫去他们的头。后来赶来了两名军官，嘁嘁喳喳地商量了半天，就把他们往营房里一送。关了一天两夜，又把他们转送到一个警备严密、刃戟林立的处所。一路上，他们的眼睛都被蒙起来，不知道这在哪儿。有一个大官模样的人出来见他们。“好大的气派，端的非同小可之辈。”老人没有猜到那长官就是辽军前敌统领耶律大石，不自觉地带着一种敬畏的口气叙述着，“他睁着炯炯发光的眼睛，披一袭绿色锦袍，腰里佩把宝剑，威风凛凛。”
这个大官模样的人还说得一口好汉话，不要舌人在旁转译。他开头是和颜悦色地抚慰他们：“俺叫部下把你们好好请来。不知道可曾惊动你们，叫你们受苦？”他叫人拿出酒莱来，当场给斟上了酒，劝饮压惊。然后说道，“你们都是大辽子民，大辽不曾亏待你们。你们心向南朝，要逃回去，大辽也不加阻拦。多少汉儿逃去了，俺只当不知，闭着一只眼睛放他们走，这个你们都知道的。”随后他生起气来，话也说得激昂了，“你们走了倒好，留下的庄稼，大军打了当军粮吃，留下的房舍，大军拆了当劈柴烧，难道还替你们留下不成？大辽百万雄师，岂在乎你们几个汉儿？就算走了十万八万，也损不了大辽半根毫毛。”说到这里，他的脸色完全沉下来了，脾气越发越大。“你们可恕，只是那些不忠不义的反复小人，俺绝不饶恕。”他回过头去，喝令把那两颗首级取出来，指点给大家看：“这两个就是俺说的不忠不义的反复小人……”妇孺们害怕，把手掩起面孔来。他又喝道：“看看怕什么？俺就要你们看看小人的下场。这两个原先都是我家的子民，食大辽之禄，做大辽之官，后来却去做了南朝的间谍，他们南往北来，为非作歹，做尽坏事。后来吃俺逮住了，又心虚胆怯，真情毕露。这等反复之人，既不忠于大辽，又不忠于南朝，俺要容得他，天地神祗也容不得他。昨天俺已下令把他们正法了，烦你们把这两颗狗头带去，寄语童宣抚，大丈夫作事要光明磊落，要战则战，要和则和，以后千万休再派这等脓包货来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俺岂是好惹的！”他说完了，还怕传错话，叫他们照样复述一遍，才放他们回来。
老人说的情况再清楚没有了，还附带着表情，绘声绘影，仿佛把这两颗首级带回来，把事情讲清楚，不传错一句话，就是他们替大军进来的一笔见面礼。杨可胜看了首级，却不认得他们是谁。但他知道这是一件有关进出的大事，向统帅部请示后，就亲自带着老人，押了首级径向宣抚司汇报。
宣抚司的办事人员也认不得这两颗首级。
最后转到赵良嗣手里，经过再三鉴定，才确认无误这两个就是他们在大半个月前派往辽方，宣抚使把整笔赌注都押在他们身上的他的亲戚张宝和赵忠两个。
童贯听了这一震惊的消息，立刻召开绝密会议。
会议的第一个决定是把消息严密地封锁起来。一面严令杨可胜不得把此事外传，一面又由宣抚司立刻派人去前线，以压惊为名，把留下的二十多人，一齐接到宣抚司来，准备一举把他们全部歼灭，实行“毁尸灭迹”。
赵良嗣想到将被消灭的都是汉儿，不禁动了兔死孤悲之念，随口问了一句：
“那两个娃儿呢？”
“留下娃儿，难道由你来喂奶不成？”童贯当机立断地回答，“你赵龙图未免是妇人之仁了。”
然后大家坐定下来，分析研究老人叙述的内容。辽军统军是谁，是不是耶律大石？三、四十岁年纪，披一袭绿袍的将军多着呢！赵良嗣再三追问老人那位将军的瞳仁有没有异状，偏生老人在紧张的心情中，没看清楚，定不得他是谁。他的那番话说得点水不漏，既听不出张、赵两个在何时何地被截获，更无法判断他们和李处温父子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搭上？有没有泄露秘密？那两封书函落在何人手里？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作了种种推测，可惜都是毫无根据的。于是进一步该怎么办，招抚策变之议，应否赓续，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幕僚终究不过是幕僚，他们虽然可以贡献出千百条意见，主意可是要宣抚使自己拿。大家等童贯的最后裁决。
“偌大的一件功劳，难道就此罢手不成？”大家等了好久才听到童贯开口，他的脸色阴沉沉地十分难看，“诸君都是读书人，却不懂得‘再接再厉’这句话。本使受命伐辽，不管千辛万苦，总要达到目的，才肯罢手。”
童贯的一句话为继续讨论定出调子。于是大家又一窝蜂地主张再接再厉，连刚才主张罢手的幕僚们也混在大众之间，反戈一击，痛斥起那种疲软怯懦，知难而退的没出息的议论来了。
童贯无疑是一条贪婪的狗，胃口奇大，永不满足。同时，他又是一条专制霸道的狗，一旦啃住一块肉骨头，不管旁边有人棒打脚踢，他还是死死咬住，不肯轻易松口，并且也不愿让他的僚狗们跑来分润油水。在他的字典中，决没有“礼让”二字。
此外，童贯又最工心计，招抚之议，由他一手策划，是他握在手里的一张王牌。没有它，他拿什么去制服随时都想翘起尾巴来跟他捣蛋的种师道？
还有蔡京那厮，最是反复无状，饯行那天，说了满口好听话。叵耐最近寄一首诗给儿子，竟然冷讽热嘲地说：“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修途好少休。”信誓当念，行军好休，不是反对战争是什么？还有更加露骨的一句：“身非帷幄孰为筹？”这分明是说，我蔡某当初也曾参与末议，今天你们大权独揽，把我排斥在外，将来坏了事，休要怪到蔡某头上。幸灾乐祸。希望偾事的心情，跃然纸上。如果不幸而被他言中，招抚不成，战事失败，不但要见笑于蔡京，肯定还会威胁到他的政治生命。
招抚之议，对他童贯有如此密切的利害关系，决不能因一时的挫失而罢手。至于招抚的形式，那还有改变商量之余地的。那个绿袍辽将不是说过“大丈夫作事要光明磊落，休做偷鸡摸狗的勾当”？这“偷鸡摸狗”四字，特别触他的心境。当初少年之时，他还没有净身进宫以前，就是以偷鸡摸狗为业。如今不干这个了，他倒真要光明磊落地派个使臣去劝谕辽君臣归附，兼以打听李处温的消息。如果前情未露，仍可与他暗中联系，相机行事。如果事情败露了，也不过牺牲一个使者而已，他决不会因此而心慈手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