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直奔電報局，一紙急電發往上海：請我這個六弟速來新加坡增援。
至此,我才真正走上電影舞台，急赴南洋，同三哥山客聯袂行動，共同演繹‘邵氏電影王國’的傳奇故事。
當時爺爺我十九歲，剛剛讀完美國人辦的青年會中學。到了南洋之後，我們兄弟根據自身的情況，因地製宜，想出了一條切實可行的辦法。我們租不到戲院放映電影，便租空地搭帆布帳篷，自己上街貼海報，放映‘天一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
每天拂曉時分，東方剛剛泛出點魚肚白，我們兄弟便已熱火朝天地忙碌著。我們二人各自分工。三哥專門負責清掃場地，檢查放映機，搭好帆布帳篷；我則拿著筆在海報上寫好當日放映的影片名稱內容，然後拎著個漿糊桶，走街串巷地張貼。待我們兩個有條不紊地忙完這些必備的工作，一輪旭日方冉冉升起。我們又開始早場的放映，接納第一批觀眾。
晚上送走最後一名觀眾，已是子夜時分。我們倆又要拆卸帆布帳篷、收拾放映機，常常是幹到雄雞報曉，才能入睡……
日複一日，我們倆起早貪黑地拚命苦幹。由於我們邵氏兄弟的片源不斷，他們生意越做越活，漸漸可以由新加坡延伸到馬來亞的各大埠了。
善於觀察、處處留心的我發現：馬來亞的許多小鎮及偏僻的鄉村當時根本沒有電影院，觀眾無緣看到電影。我認真分析：假如能開拓這些地方的市場，把電影送到這裏放映，一定會臝得觀眾。
我當即向三哥‘獻計’廣三哥，做生意猶如打仗一樣，我們本少，經營生意就要靈活點。我發現大馬的很多小鎮看不到電影，我們可以打開那裏的市場。沒有戲院，我們可以搞個流動放映車，包括放映機、銀幕、座椅全部裝上。然後上山下鄉，送片上門，可以爭取大量的鄉村觀眾。’三哥言聽計從，當即采納。
我們倆買來一輛小型舊貨車，經過一番‘喬裝打扮’，流動放映車便宣告問世了。
我們邵家兄弟的流動放映車，恐怕是中國電影史上最早的流動放映車吧。
三哥和我駕著流動放映車，開始穿梭奔走在吉隆坡、怡保、馬六甲、檳城的大鎮小街、窮鄉僻壤。我們倆巡回放映電影，為那裏缺少娛樂的人們送片上門，使他們寂寞的生活得到一絲快樂和喜悅……
出乎我們兄弟的意料之外，這種吉普賽式的‘流動電影院’特別受歡迎。所到之處，人山人海，觀者如雲，十分壯觀。
最令三哥和我難以忘懷的是，是那次在怡保一個橡膠村莊裏的放映情景。
那天，由於汽車途中拋錨,加上天氣突變，大雨滂沱，道路泥濘難行，耽誤了到達放映點的時間。原定下午2點到達，結果遲至晚上7點。
誰知，純樸善良的村民，早就冒雨等候多時。又是敲鑼打鼓，又是燃放鞭炮，歡天喜地的熱鬧場麵，像是迎接凱旋的英雄們-般。這個送上揩汗的毛巾，那個端上解渴的涼茶，還有的人忙不迭地幫著卸下機器設備……放映完畢，全村的男女老少依依不舍，把我們邵氏兄弟二人送了一程又一程。
這走村串巷的巡回放映，雖說搞活了經營，打開了市場，取得了效益，但其中的艱難困苦，重重險阻，卻是一般人無法想象的。
馬來亞屬熱帶氣候，長年炎熱，酷暑難熬。光是蒼蠅肆虐、蚊蟲猖獗的程度，就讓人吃不消。我們邵氏兄弟整日裏處在被蚊蟲叮咬的環境裏工作。每放映完一場電影，他倆身上都要被咬得大皰小皰，紅腫不消，奇癢無比，苦不堪言。實在被咬得無可奈何，我們倆幹脆穿著長衣長褲，把身上裹得嚴嚴實實，以抵抗蚊蠅的襲擊。三伏酷暑，那滋味可想而知。每次收工，我們倆都像從水裏撈上來似的，渾身上下濕透，脫下的衣衫能擰出許許多多的汗水^某日，檳城的坎鎮。我們兄弟正在這裏放映電影。流火的7月，悶熱異常。我因為連日疲勞，加上衣服不透氣，漸漸地支撐不住了，終於出現虛脫倒在了放映場上浩淼蒼茫的林莽,參天挺拔的熱帶樹林，遮天蔽日，太陽隻能射進一縷光線。
三哥和我，穿行在這荊棘叢生、人跡罕至的馬六甲森林中。我們此行目的是為住在林區的森林工人們放電影。沒有大路，汽車開不進來。我們邵氏兄弟便肩挑手扛著放映機沿著崎嶇小路，緩步前行。小路被密密匝匝的植物阻塞得不見縫隙，而且全是帶剌的灌木與雜草。稍不留神,三哥的手背已被劃得鮮血直流。我隻得拔出尖刀，砍開荊棘與灌木。如此砍上一段，行走一程，反反複複，艱難前進……
突然，走在後麵的三哥，隻覺得腦後有一股冷風刮來，他感覺不對勁，扭頭躲閃，隻見一頭花斑豹正張開血盆大口向他撲來，眼看三個就要沒命……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隻聽到‘砰、砰’幾聲槍響，龐然大物花斑豹應聲倒下,再也爬不起來……
是當地的土著獵人及時趕到，連續射擊，打死了花斑豹，救了三哥的性命。
原來，森林工人們見我們邵氏兄弟久久不到，很不放心,遂派出幾位本地獵人前去迎接。恰巧，半路上即碰上了驚心動魄的場麵,他們立即出手相救，方解三哥於危難之中。倘若再來晚一點，後果不堪設想……”
邵逸夫此時說到這裏，雖然幾十年過去了，但還是有些心有餘悸。
“驚魂甫定的三哥，立即投入緊張的放映工作。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有了這次死裏逃生的經曆，我們邵氏兄弟愈益練就臨危不懼的英雄膽識與強者勇氣！
正當我們兄弟流浪經營之際，檳城首富王竟成熱情相助，那個時候開始，我倆開始擁有自己的院線。經營‘新世界遊樂場’掘得第一桶金，他們斥巨資展開收購戲院大戰。
我們邵氏兄弟依靠著吉普賽大篷車式的流動作業，一步一個腳印地穩紮穩打。而這種原始積累卻非常行之有效，不久，我們的‘流動放映車’已增加至六部了。這期間，三哥又改回了他原來的本名邵仁枚。至於為什麽改回名字，三哥一直都沒告訴我。”
邵逸夫淡淡地說道。
“擁有院線之後，我們的事業進一步發展。1931年，我獨自前住美國購買有聲電影器材。在途中輪船觸礁沉沒，幸虧我的命大，老天爺還不想要我的命，落水後我抱著一小塊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飄泊一夜後終於給路過的船隻救起，並從美國好萊塢買回所需的‘講話機器’。32年，通過我們的努力終於在香港攝製完成第一部有聲片【白金龍】，算是開創了中國電影從無聲進入有聲的新時代。經過我們幾兄弟的不懈努力，到37年抗戰前夕，整個家族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爪哇、越南、婆羅州等東南亞各地已擁有電影院110多家和9家遊樂場，並建立了完整的電影發行網，稱雄東南亞影業市場。當時‘天一’影片公司在上海，邵氏兄弟公司在南洋，我們南北呼應，分工協作，共同打造屬於邵氏家族的電影王國。”
“不過好景不長啊，37年小日本的野蠻入侵打亂了整個邵氏影業的發展進程。那時邵氏可以說是慘淡經營，艱難度日，後來更是難以為繼，被迫關門大吉，阿陽，知道那時我的心情是怎麽樣的嗎？一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正當盛年的我才再次有了再闖一番事業的念頭。我想盡一切的辦法，決心大幹一場，以此來重振我們邵氏家業。我是57年才來到香港的，那時候的香港經濟開始起飛。經過兩年多的準備，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終於在59年成立。那段時間我就開始傾力打造位於香港清水灣，占地大約80萬平方英尺的邵氏影城。沒想到這一工程用了七年始才算完工，影城的規模宏大，氣勢恢宏，可以和美國的荷裏活相比較，被當時的人稱為‘東方的荷裏活’。一直到80年我從電影轉到電視上發展，才算是穩定了下來，這中間的過程我就不一一說了，不然說到天黑也說不完的。”
邵逸夫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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