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左上角，他写了三个字母：LEH（雷曼兄弟）。
下面划了一条重重的横线。 然后是AIG（美国国际集团）。
同样划了横线，比LEH（雷曼兄弟）那条稍细一点，但依然是加重。
旁边打了个问号。
再下面是WaMU（华盛顿互惠银行）。没有划线。
WaChOvia（美联银行）。也没有划线。
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
再往下，还有一些名字被写了又划掉，墨迹在纸面上留下凌乱的痕迹，像是什么思考过程被随手丢弃在那里。
伊莎贝拉的目光在这几个名字之间来回扫了两遍。 然后她看懂了。
这不是在看单个公司的风险敞口。这是在画一张地图。
一张标注了美国金融体系里所有薄弱节点的地图。
雷曼、AIG（美国国际集团）、华盛顿互惠、美联银行、两房——这不是随机挑选的几个名字，这是整个信贷链条上最脆弱的四根支柱。
“你准备做空整个系统。”
她说。 不是疑问，是陈述。
陆泽没有抬头，笔尖停在LEH（雷曼兄弟）下面，又在那个字母组合下面加了一道短横。
“雷曼的权重最大。”
伊莎贝拉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落得很稳。
“你画的线，雷曼最重。”
陆泽终于抬起头，靠在椅背上，手里的笔转了一圈，看着她。
“为什么这么判断？”
伊莎贝拉知道这不是在考她。
这是这两个月来他们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当陆泽用这种语气问她“为什么”的时候，他不是在质疑，而是在邀请她把脑子里已经成型的东西说出来，像两块拼图对在一起，确认边缘是否吻合。
她在那张A4纸旁边的空位上，用指尖点了一下LEH（雷曼兄弟）。
“WaMU（华盛顿互惠银行）和WaChOvia（美联银行），储贷银行。”
她的语速不快。
“它们的资产端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有实体网点，有存款保险。如果崩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会接管，然后拆分、出售、平稳死亡。做空它们？”
她摇了摇头。
“利润空间有限，而且期权合约在接管状态下会被冻结，流动性太差。不值得。”
她的指尖移到AIG（美国国际集团）。
“AIG（美国国际集团）。保险巨头。它的问题不在保险业务本身，在它的伦敦金融产品部门——也就是那些没有对冲的信用违约互换。它的体量太大，连着实体经济的命脉。大到不能倒。”
她停顿了一下，看着那个名字。
“政府一定会救。”
这句话她说得很笃定。
在2008年5月的时间点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争议的判断——所有华尔街的模型、所有华盛顿的预案、所有媒体的分析，都指向同一个结论：AIG（美国国际集团）如果濒死，可以救，也必须救。
她的指尖最后落在LEH（雷曼兄弟）上。
“雷曼。纯投行。没有存款保险，没有零售网点，没有美联储的贴现窗口可以直接输血。
它的杠杆率是全华尔街最高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有毒资产占比最大。而且——”
她停了一下，像是在回忆某个公开演讲的画面。
“富尔德太傲慢了。”
陆泽的眉毛动了一下。
“他在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的态度，”
伊莎贝拉说，
“记者问他关于流动性的问题，他的原话是——‘那些质疑雷曼流动性的人，应该回去重新学一下财务报表分析。”
她收回手，重新站直。
“在所有投行CEO里，他是最不可能主动求援的一个。”
陆泽静静地看着她，等着她把最后一句话说完。
“所以，雷曼是最脆弱的。”
伊莎贝拉说。 然后她停了很久。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那面钟的秒针走动的声音。
窗外有一架飞机飞过，在玻璃上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暗影。
“但是，”
伊莎贝拉终于说出了这个转折，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我不觉得它会破产。”